图注:“永乐通宝”和永乐官窑青花瓷片

　　提起郑和航海,国人的感情相当复杂。或许既包含着自豪,又包含着痛心与不甘。明明达·伽马百年之前,郑和已经完成了规模更大的航海壮举,为何近代以来我们还是落后了?或许正是这一东西方现代化进程现象级的矛盾,使得1905年梁启超先生撰写《我国的大航海家郑和》一文之后,郑和研究百年来持续受到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与热议。明代中期,郑和航海的档案资料因政争而付之一炬,使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那么郑和最远到达了哪里呢?

　　目前残留的关于郑和船队航海的几种一手文献,主要有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费信的《星槎胜览》、《明实录》的相关记录,另外还有十几通石碑(刘家港和长乐的两通最为重要)。这些史料记载的地点既有重合又有不同。如《瀛涯胜览》记载的最远地点是天方国(即今阿拉伯地区),而《星槎胜览》所记最远地点则可到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一带。明晚期的文献《郑和航海图》中标注有麻林地、慢八撒等地点,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地点可达东非赤道以南的肯尼亚马林迪、蒙巴萨。前辈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已有的文献资料展开。虽有人大胆提出郑和1421年曾环绕世界的论断,但也有不少学者坚持郑和船队最远可能只到达了阿拉伯地区。在讨论中,东非乃至东南非地区成为探讨中的关键地区。而1990年代以来,“郑和部下后裔”在肯尼亚的发现,更使得东非地区成为关注的焦点。

　　缘起——远方有国人

　　1994年,美国专业作家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在长达6年的调查访谈之后,出版了郑和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书中提到,当她在肯尼亚进行实地调查时,一位黑人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沉没的一条中国商船幸存者的后裔。这一情况颇不寻常。口述历史本身虽然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会导致信息的变化和流失,但这些信息原非空穴来风。

　　1999年,《纽约时报》的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受到李露晔作品的启发,重新探访了肯尼亚,也听闻了同样的故事。在拉穆群岛附近遭遇海难的中国船员游到了岸上,得到了当地人的接纳。他们便定居于此与当地人通婚,留下后人。纪思道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这些中国船员很有可能是郑和的部下。自此之后,帕泰岛上的居民便被冠以“郑和部下后裔”,名声大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