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在历史学研究方面可谓独辟蹊径,他讲究以大历史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认为任何结果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其产生的渊源。对于中国建国前所出现的历史形态，黄先生主张从明代历史中去寻找原因，因此，他对明代历史研究颇深，一直期望从明代遗迹中寻找造成中国近代百年衰败的历史足迹。《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品，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历史学者，他的作品虽然有些晦涩难懂，但是其中所剖析的深刻问题却意义重大。

    我本非历史研究工作者，对于历史问题只是浅尝辄止，但期望收到些许以史为鉴的效果，其中明代的财政制度，使我在曲弯环绕中想到了对于中国中小民营企业的些许借鉴意义，因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其中不乏妄断臆想之处。

    首先来简单说一说明代的财政制度，我只提出与本文主题有关的部分，并不代表全部。

    明王朝的官僚组织结构体系十分发达，其运转类似一部庞大的机器，其本意虽然为好，但不乏许多在现在看来不尽人意之处。以一个组织中最大的问题财政来看，明朝的财政收入全部来自于基层千千万万的小自耕农，政府通过向这些自耕农的直接征税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与唐宋帝国不同的是，明代在国家高层与底层纳税者之间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执行机构——中层。为了防止出现以往朝代在纳税方面对于农民的的层层盘剥，大明朝廷尽可能减少税赋从纳税人手中到使用人手中的转运环节。明代的中层官员只是根据国家总的税赋，将应征总额层层分解到各个农户身上，而让最基层的县乡政府将本地税款运到需求之地。打个比方，明代末年杨焘统领军队在辽东抵抗满蒙军队，他所在军队的给养来自全国除贵州之外的所有地方，而另一个方面，一个县的税粮有可能被指派运到全国的几十个地方，包括中央皇室、战事发生地、防洪赈灾地等等。这样，国家的中层机构，主要是京官集团，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会计机构，而且是非常庞大的会计机构。既然所有的活动不用中层去做，他们只是进行会计结算，那么他们也必然没有动力去解决在运输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如通讯、交通等等，而作为承担具体运输任务的地方集团甚至纳税人，他们基于地方利益，也没有动力去完善此类技术问题，更何况每年运输的目的地也不一定相同。

    这种制度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效率非常低的，可当时在抑制官员对于税粮的层层盘剥与加码上却是十分有效的，但其造成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寓的，最受拖累的就是应对战争的考验，前方官兵因军粮补给不畅造成失败的情况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