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４年的抢救性发掘和清理，昨日，位于厦门仙岳路后坑村路段的陈元通夫妇墓出土的６０多件文物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靳维柏称，这批文物的级别档次是目前厦门最高的，同时，此次发掘中全省首次出土长沙窑瓷器，填补了福建省考古发现中没有长沙窑瓷器文物的空白。

墓志铭
最早记载厦门历史

    陈元通夫妇墓在出土一批珍贵文物的同时，还为研究厦门早期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两座墓中出土的墓志铭尤为重要，是福建出土唐墓中体量最大的墓志铭，也是厦门出土的仅有的唐代墓志铭和年代最早的墓志铭，是迄今为止记载厦门历史的最早实物见证。

    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靳维柏介绍，厦门开发较晚，关于早期记载的历史也很少。过去复原这段历史，主要依据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及一些族谱等。这些资料或成书较晚或语焉不详，使人对厦门早期历史的认识不甚明了，许多认识都是经推测而来。此次发现的墓志铭，成为记载厦门历史最早、最可靠的实物见证，将填补厦门开发历史记载的空白。

    “墓志铭辨识花了很长时间，有几十个字认不出来，用了好几个月。辨识出来后还有断句问题，为此还请了我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刘钊教授帮助完成”靳维柏说。

    陈元通墓志中记载：“颖川陈公终于泉州清源郡嘉禾里之私第……公讳元通，清源同安人也”；陈元通夫人汪氏墓志记载：汪氏“终于清源郡同安嘉禾里之第”。

    据此得知，陈元通卒于唐大中九年（公元８５５年），此时厦门岛隶属于设在泉州的清源郡，机构设置为“嘉禾里”。里是古代一种居民组织，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可见当时厦门岛的居民数量还很少。

    在汪夫人墓志中有“清源郡同安嘉禾里”的记载，而史料记载，同安是在晋太康三年（２８２年）首次置县，短时即废。唐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年）置大同场，至五代后唐长兴四年（９３３年）又升大同场为同安县。陈元通夫妇去世时，同安县已不存在，但墓志中仍记“同安”，当为文人喜用前代称呼，崇尚悠久历史的一贯文风。

    此外，墓志铭也肯定了厦门在唐朝时期属于同安嘉禾里。

长沙窑瓷器
全省首次出土

    出土的褐绿彩瓷罐出自唐代名窑——长沙窑。长沙窑瓷器创烧于安史之乱之际，盛行于唐朝中晚期。古代长沙窑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的发源地，它以釉下褐绿彩和模印贴花装饰为主要特征，有出色的釉下装饰技法。长沙窑瓷器之前曾在其他１２个地方发掘出土，在福建则是第一次发现，填补了福建没有长沙窑瓷器文物的空白。

邢窑白瓷碗
北方瓷器典型代表

    邢窑是北方瓷器的典型代表，创烧于北朝时期，繁盛于唐朝。特点是类雪类银（白），纹饰少，多素面，瓷质细腻，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时期。

    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郑东称，在陈元通夫妇的墓藏中发现的褐绿彩瓷罐和白沙瓷碗，分别出自当时两大名窑——长沙窑和河北邢窑。“能用上这两个窑的瓷器，都是当时的达官显贵”郑东表示，由此可见陈元通家确实很有钱。

陶仓
厦出土的最大陶器

    陶仓是冥器，专门为随葬而制，表示家里丰收、富足。陶仓最早出现于东汉。东汉时期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壮大，因为古代随葬品都有严格的等级限制，不能僭越，所以庶族地主不能按照士大夫的等级随葬，就做陶仓随葬。除了陶仓，还有猪圈、水井、楼房、陶望楼（小别墅）。但是到了唐朝，等级制度不是那么严格，随葬品也是五花八门。此次出土的陶仓是厦门出土的最大陶器。

    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靳维柏介绍，这个厦门目前为止出土的最大陶仓，也见证了陈元通家的富庶。

    昨日上午，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召开陈元通夫妇墓出土文物情况说明会，本次考古共出土银碗、邢窑白瓷碗、青釉碗、长沙窑双系罐、银冠饰、银盏、铜钱、铜簪、墓志铭等文物６０多件。

    专家称，文物的精美度和研究价值在历年的厦门考古发现中首屈一指，其中有不少文物将成为厦门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

    关于厦门城的开发史，“南陈北薛”的说法由来已久，可是这“陈”和“薛”所指何人，却一直是个“历史悬案”。２００４年初，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位于仙岳路后坑村路段的“陈喜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结果发现，历代相传的陈喜墓和陈喜衣冠冢，其墓主人实为陈喜之孙陈元通及孙媳汪氏；由这座双冢双穴墓出土的两块墓志铭也因为承载着可能破解“南陈北薛”疑团的历史信息而成为了文史界关注的焦点。经考证，两座墓室距今约１１５０年，是福建省迄今发现的最大唐代墓葬，也是厦门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墓葬的发掘，也是福建省唐代考古重要收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