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示是一幅明万历时期的《僧侣观瀑》瓷画。画面上，一位持杖僧人，站在一块开阔石潭边缘，周围绿树成阴，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眼前飞流而下的瀑布。整个画面布局合理，极富意境，引人遐思。有观者不禁会问，这位僧侣是谁，他又在思考什么？显然，答案并不是唯一的。不过，在考证过程中，笔者却找到一位万历时期颇具传奇色彩的僧侣人物，值得一探。

　　明万历时期，由于仁寿皇太后和万历生母慈圣皇太后两宫皆崇信佛教，好多太监也佞佛。这时有一位法师因振兴佛教事业和发展佛教规模有作为受到后宫的重视；但也因此被牵涉到政治斗争中，因伤害到利益集团而丧命狱中。

　　他便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门人称其为尊者。出家前世居吴江太湖。真可少年时即行侠仗义，抱负远大。十七岁那年，“仗剑远游塞上”，当行到“苏州阊门，大雨阻行，遇到虎丘僧明觉以伞蔽之同归寺中，闻僧夜诵八十八佛名，心生愉悦，遂剃发礼觉为师。二十从讲师受具足戒。”真可从此与佛有缘。出家当天一人在房静坐到天亮，从此因缘，终其一生“胁不至地，夜不倒单。”

　　真可是个做事、读书极认真的人，学无定师，涉猎广泛，见识广博。后人评价他“外则会通三教，内则融通性相，会归各家。”经常在阁楼上研读佛经一年半载不下楼，曾在嘉兴乐塔寺见一僧书写《华严经》，跪看良久。之后至武德景德寺闭关参佛经，悟佛理三年。出关后，返回向明觉告假辞别说：“吾当去行脚诸方，历参知识，究明大事也。”即策杖而去。

　　于行脚途中，真可经历了由疑惑至极的困境到豁然得悟的修证过程。一日闻一僧诵张拙的《开悟偈》至“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时，心生大疑，便将这两句抄在墙壁上每日参究，直到头面俱肿。一日斋时，忽然大悟，头面肿立消。从此参华严大老遍融，禅门宗匠笑岩，暹理处。大量阅读，遍访参修，与各宗门泰斗过招，奠定和锻炼了真可的佛学基础和动力。

　　在明代，刻用的藏经版一般都藏于官府之中，请出来印刷流通经藏非常不易，僧俗间早有各行制版刻印的想法。但苦于事宜重大，经费难筹而无行动。真可闻讯后，立刻表示有刻藏的必要，于是他发愿倡导刻藏，力排众议，以方册代替原有的梵夹装来装订藏经。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决定，佛经因此改变而有了更为广阔的流布空间。在经费的问题上，真可坚持广募善资，让天下众生都能得到布施的机缘，以广植善因，当慈圣皇太后得知真可刻藏之举，欲下令动用国库，真可婉拒她的好意。这部大藏经因在浙江嘉兴楞严寺刻印，被后世称为《嘉兴经》。

　　除了藏经的刊行，真可对于中国佛教的另一大贡献便是广兴寺院。真可所到之处，每见古刹荒废或为强豪所占，必意立志兴复。有人施建禅堂，礼请大师作联：“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真修。”

　　由于前朝嘉靖信道，对佛教的破坏和打击，兴复寺院的工作一般都十分艰辛，尽管如此，真可从楞严寺开始，一直到京门房山云居寺、谭柏寺，前后共兴复了十五座寺院。

　　真可既注重学识的长进，也善于交往。他是兼通儒道的和尚。儒释道三教皆修。名儒管东溟是他的莫逆之交，很多士大夫，及著名文人如冯梦祯、陆祖光、王肯堂、汤显祖等人，也多从其交游。一代高僧憨山德清更是其同道挚友，据说曾对谈“四十昼夜，目不交睫。”同时也有人评论他“达观时游贵人门”，语虽有贬义，由此可见他的交游之广。

　　其实真可最让人注目的事系他是关心时政之僧。万历二十八年，为增加皇室的收入，征收矿税。宦官趁机扰民，从中牟利，宫中太监及其党伙，一时“或专或兼大璫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天下威被害矣”，以到“民不聊生，随地激变”，官即不狼狈为奸，亦多不敢抗争。南康太守吴宝秀拒不执行征税令而被捕下狱，夫人愤死。真可闻之极愤，“遂策杖赴都门”。经多方奔走，吴虽然被释放，但苛敛矿税未止，加上德清这个时候也因扯进宫廷纷争而被内宫弹劾，被以“私创寺院”罪充公军岭南。真可慨叹“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业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由此可见，令真可感悲愤而最想解决的三件事，皆涉及时事。

　　涉世过深，得罪既得利益的宦官，且时游贵人门，卷入官场是非，的确是使真可招使打击迫害的主要原因。在万历时祈嗣、立储、开矿以及税收都是朝廷各方势力争权夺利的焦点。只要触碰到其中一方的神经就会遭到群狼的攻击。京城的形势对真可极为不利，门人弟子纷纷写信劝他离京归山，真可为了三大负事不为所动。刚好又遇上万历时著名的“妖书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遂被捕入狱中，从被捕到判罪，只有短短十五天，真可对当局草草定罪，“执政欲死师”，感到相当失望，于是“素浴罢”自去，愤死后，又“坐凤露中”，暴尸六日才被门人收尸葬于慈慧寺外。

　　因为他的出世、救世，伤害了那些披着宗教外衣人的利益，就这样一代高僧真可成了历史上首个与矿税斗争而被害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