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９年，２０多岁的唐河县干部吴金榜被划为“右派”，送到西华农场改造。在人生的低谷，他认识了一个名叫孙立的北京人，三年改造，两人十分投缘。改造期满，两人分手在即，孙立告诉吴金榜：“我看得出你是个有心人，实话对你说，我原是北京市一个资本家，解放前我家失火，万贯家产毁了，我只从火堆中抢救出这五本邮票。它们很珍贵，我老了，这些东西给你，好好保存吧。”
这批邮票，改变了吴金榜的生活轨迹。５０年后，吴金榜被称为“南阳年龄最大、藏品最多的文物收藏家”。２００３年５月，吴金榜给南阳师范学院捐了两个博物馆，一座是历代货币展馆，一座是汉代文物展馆，两馆藏品达７０００余件。２００８年７月，他又给郑州轻工业学院捐了４００余件民俗器物，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捐了包括碎瓷片在内的３４７件瓷器。
因为收藏早，“赶上了天时”，吴金榜坦言：“大部分古书是当废纸买的，好些古钱币是从收购点扒来的。好些老东西，是朋友送的，或者是野地里荒山古刹破庙里捡的。”即便如此，这仍然耗尽了他与老伴半生精力和全部积蓄。
据南阳和内乡的说法，他手头有好些内乡窑瓷器，相关人士推荐记者去看。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记者前往吴金榜在郑州轻工业学院的家，一楼１００多平方米的房子连同院子里，堆积的全是藏品。老人很看重内乡窑瓷器，他印制了《内乡窑瓷器精品图录》，自唐至元，共收录了近６０件他认为的“内乡窑”瓷器。
但遗憾的是，他认为的“内乡窑瓷器”，多是从文物商店收买而来，出处来历不像“出土器物”那样清楚。为慎重起见，记者先后请河南博物院和省收藏协会的专家去看藏品，因鉴定条件所限，两位专家一时无法给出明确答复。因为有待进一步科学考证，吴老先生倾半世纪心力收藏的这批“内乡窑瓷器”，此次不过多涉及。
“邓瓷（即内乡窑瓷）没市场价值，没经济回报，研究邓窑（即内乡窑）很苦，老先生的精神很值得称赞。”看藏品的专家对记者坦言。
“窑司”残片难证内乡窑官、民身份
围绕内乡窑有种种猜想。１９８５年文物普查时，内乡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金华在大窑店窑址上，捡到一块刻有“窑司”的残片（上图），残片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集。我细看图片，残片很小，形状不规则，施深褐色釉，“窑”字右上角残了一点点。
“残片”虽小，却让人十分感兴趣。因为“窑司”是宋代所设官方管理机构，只有官窑才有。比如文物部门在清凉寺汝官窑采集标本中，就发现刻“窑司”的青釉器残片，这是宋代主管窑务的“窑司”，对承烧“政府订单”的窑口监烧的实物见证。
“因为内乡窑烧瓷精良，品种丰富，有独特风格，博得北宋宫廷的赏识，因此派职官进行监烧。”河南博物院专家杨爱玲分析道。
那么是否就此可以认定内乡窑是官窑呢？
严格意义上的官窑，历史上只有寥寥几座，比如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设置的官窑，这也是最早的官窑；大宋南迁后，在都城临安（今杭州）建的内司及郊坛下官窑；辽代在内蒙古赤峰及巴林左旗建立缸瓦窑、林东窑；明清两代在景德镇设御器厂；清朝以后官窑不复存在。
除了这些“钦定官窑”外，还有一种是“官搭民烧”的官窑，即本为民窑窑场，由于产品质量好，政府派官员亲自督烧，专供皇宫使用，不用即废。河南的汝窑（在今宝丰清凉寺）、钧窑（在今禹州），河北的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县）等，都曾是这种性质的窑口。还有越窑，五代十国时期被吴越钱氏宫廷垄断，生产一部分具有官窑性质的瓷器。说到内乡窑，可能曾为阶段性很强的“短期官窑”，因此才会有“窑司”碎片出现。
将来如果有正式文物发掘，内乡窑是否会有更多东西，印证“窑司”残片呢？
内乡窑唐花瓷是何面目？
通过对目前极有限的内乡窑器物与碎片的解读，专家认定：内乡窑创烧于唐代，主要烧造花釉瓷和黑陶。宋金则以烧青瓷为主。宋金主产青瓷，有窑址大量青瓷碎片和淅川“沉船青瓷”提供佐证。唐代内乡窑主烧的花釉瓷，又有什么资料可以佐证呢？它们又是何等面目呢？
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冯先铭曾讲：“禹州、内乡、鲁山都烧花釉瓷器物。”《中国古陶瓷研究》一书中称：“鲁山、内乡窑花釉称唐钧，有天蓝、茶味末、月白、黑釉、黄褐、酱釉等花釉。”内乡窑有唐花釉，于史有据。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集的唐代瓷器残片中有“丝棉状蓝色窑变”，其实就是唐花釉。南阳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代内乡瓷（非窑址所出），是唐代花釉四系瓶，只见它青黑釉色上，自瓶腹至瓶颈，有大片乳白色团状斑纹，十分奇异绚丽。
花釉瓷，是唐瓷中一个创新品种，又名唐钧、鲁山花釉，是在基本釉色如青黑釉色、茶味末釉、酱褐釉或灰白釉上，点缀出灰蓝色、天蓝色、黄褐色、灰紫或乳白色彩斑。唐花釉的重要，在于它是“钧瓷前身”，倒推因果，后世专家才称其为“唐钧”。陶瓷专家赵青云先生讲：“唐花釉瓷出现，为钧窑出现奠定了良好基础。钧瓷在北宋成为五大名窑之一与唐钧先导作用密不可分。”“唐花釉”和后世名满天下的钧瓷，有极密切的关系。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能见到一件真正出自内乡窑窑址的唐花釉完整器。吴金榜先生手中有多件“唐花釉”，也因出自文物商店，暂时无法采信。
鲁山所出花釉瓷装饰非常强烈，极其绚丽，“在中国陶瓷史上的意义也非常重大，上面装饰很多大色块，明显是有意识涂上去的，有点像现代抽象画，不具象。”收藏家马未都评价道。内乡与鲁山相距很近，两者所出花瓷在史籍上往往并称同提，鲁山花瓷面世者甚众，艺术价值世所公认，内乡窑唐花釉，如能有大的发现，该是何等面貌呢？这让人遐想无限。
内乡窑自晚唐到元初的烧造史，其间也有中断。据内乡窑申报“国保”资料记载，内乡窑在宋末停烧过一段时间。停烧原因很可能是因宋金连年不断的战争。北宋灭亡之后，金兵南下，南阳大片土地为双方对峙地段，时而为宋，时而为金。据史书记载，１１４１年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条约，其中一条就是：“（两国边界）东起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境内），中间的唐（今唐河县）、邓（邓州，当时内乡隶属于邓州）二州皆金国所辖”。
到了元代至大二年（１３０９年）内乡窑又出现片断的烧窑纪录——“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窑址中也出土有元代碎瓷片，因此专家将内乡窑烧造下限定为元初，但元代复烧情况如何？到底有多少窑冒烟？以烧造何等器物为主？仍有待正式的文物发掘方能知晓。
现代复烧谁在尝试？
河南所有重要窑址，差不多都有当代复烧者，其中钧瓷复烧影响最大。内乡窑也有勇于尝试者，他是内乡县湍东乡扳倒井村７０岁的村民杨子坤。
杨子坤原是镇平人，曾在湖北老河口耐火材料厂做技术工作。１９６３年来到内乡，落户于扳倒井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负责给村里烧窑，当时烧的是粗瓷碗。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看了一些邓窑的资料，就想着能不能复烧邓瓷。跑到大窑店去看，有的窑整体还好着呢，窑墙有一人多高。捡了好些瓷片回去。”杨子坤道。
杨子坤用县化肥厂返修时拆下来的旧耐火砖建了窑，原料利用大窑店一带的高岭土，“古法工艺都失传了，但还是尽量用古法，比如不用铜矿石，用灰白草木灰作化学配料，就开始试烧了。”
烧到第三窑，杨子坤烧出了一窑比较满意的、共有１８种样品上百件产品。后来内乡县科委拿走展览，杨子坤只留了三件比较“害”（差）的。杨子坤拿给我们看，一件是硕大的瓶，不偏绿而偏蓝，还有两件是黄褐色的。杨子坤讲，“县科委拿走的有深绿的，漂亮得很。”
之后，因没有财力支持，杨子坤转而搞赚钱的盘碗，生意很红火。但他还是很遗憾：“啥时能真正烧个好东西，让专家给论证论证，就达成我的心愿了。”他的这个心愿，和吴金榜异曲同工，吴是收藏家，也是内乡窑痴迷的研究者，７５岁的吴金榜曾反复告诉记者：“啥时能出本书，把内乡窑的事讲得清清楚楚，我的愿望就满足了。不是亲眼见，你不会知道它的东西有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