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诛大赏小的计策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实施，而对这少数人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局的成败，因此，必须谨慎行动。在实施诛大赏小的计策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要抓对典范，奖惩的对象必须有示范效应，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样才能在全体部下面前树立你的威望。
罚要罚首恶。“上梁不正下梁歪”，只有先惩处为首的违纪者，其他部属才会有所收敛。
赏要把重点放在第一线的员工，这样就能鼓舞士气，调动部属的工作积极性。
除了赏罚之外，树立权威还有其他的手段，比如说加强领导，言传身教等手段都可以起到辅助作用。
●剑扫朋党，拆散小圈子
有些人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自大。若干人自成体系，经营自己的小圈子，党同伐异，这对于领导的权威是一种公然的挑衅，对于组织的团结是一种严重的破坏。小圈子像恶性肿瘤一样有害，领导者绝不能纵容姑息，要坚决地把它砸烂。
部下拉帮结派，目的无外乎是两个：其一是形成自己的派系打击其他的同事，积累更大的力量进行内讧；其二是经营自己的势力，培植自己的死党对抗领导，伺机取而代之。不论哪一种都会危害整个组织的团结，会威胁领导的权威。
对待如此小圈子，领导绝不能听之任之，保留了他们的权威也就相当于削弱了自己的权威，无异于自杀行为。因此，对于结党营私的部下，明智的领导者一定会毫不留情地砸烂它。
虽然古代有许多皇帝故意纵容下属形成小圈子，以便于自己从中控制，坐收渔人之利，但实际上这样做对于整个组织是不利的，而且一旦某个派系变大，那领导者自己就很难驾驭了。“小圈子”中的“小”不是指其能量小、人数少，而是针对它只为少数人谋私利，在组织上排斥大部分人，只注重自己内部的利益，不管全局的利益而言的。有时候，“小”圈子实际上人数众多，其成员大多占据要位，活动能量颇大。
●防患未然，分权制衡
在权力纷争中善于制造矛盾和利用矛盾，这就是政治上的平衡点和防止大权旁落的秘诀。近几年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问题，始终是公司法中的一个热点与难点，也是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它就恰恰体现了一种权力制衡的管理理念。
刘备托孤时，文托诸葛亮、武托李严，实际上是一手很险恶的招数。他怕诸葛亮暗中操纵西蜀政权，为了稳妥起见，又令在川中自成一系的李严掌管内务，协助诸葛亮，实际上是让他们相互制衡。李严的人品刘备也是相当清楚的，将内务托给一个奸佞小人，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道理：一忠一奸、一贤一佞，相互掣肘，组成了一个稳定的架构。对比魏、吴两国，我们不得不赞叹这是非常高妙的政治手段。魏国是能人司马氏专权，结果能人及其儿孙把曹家取而代之了；吴国是小人专权，结果两代小人把朝廷弄得帝位更易，内讧迭起。而刘备的这种安排使得蜀汉绵延数十年而内部不乱。所以说刘备的宽厚仁慈不过是表面现象，所谓“刘曹原是一路人”，的确是十分中肯。
当一个政治体系内产生权高震主或对立的势力、党派时，作为帝王或领导者如果一时无法消除这些势力或其对立状态，那就必须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制造出能与之相抗衡的力量，以控制对立的双方，并使他们在同一政治体系内共存，相互制衡，以达到权力的平衡点。
●义利兼顾，引导明晰
聪明的领导者不但用利益激励下属，而且认同他，授予他荣誉。如果领导者虽然奖赏一个人却又公开表示不赞同受奖赏者的意见，那么就会让下属的行为失据，不知所从。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延陵卓子乘坐的车子由名为“苍龙”、“挑文”的马拉着，马身装饰华贵，前有钩、勒等物，后有上了针的鞭子。马想前进，就会碰到钩、勒禁止，马想后退就有鞭针戳刺，于是乎马就只好往斜里乱跑。
造父刚好路过看到了，就哭了起来：“古时治人也是这样。赏赐是用来勉励立功的，但毁谤也夹杂在里面；刑罚是用来禁止犯罪的，但赞美却也夹杂在里面。人们只好呆着不动，不知所措。”
可见，作为领导者，一定不可以在奖赏的同时又否定了受奖励的行为，这样，人们就不知道这种行为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
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得知后就去向官吏告发了自己的父亲。令尹说：“你告发别人的偷盗行为，这是对国君的忠心，值得嘉奖。但你告发自己的父亲，却是大不孝，是父亲的不孝儿子。所以，我要先打你二十大板，让你受皮肉之苦，然后再奖你银钱。”
所以，直躬虽然得到银钱的奖励，却也挨了一顿板子。楚国令尹虽然奖赏了直躬，却同时否定了直躬的行为，认为他的行为不符合孝道。这让楚国人在遭遇同类事情时，很难判断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没有了正确的标准，似乎左右都不对。权衡之下，很多人都选择了沉默。自此，楚国的坏人坏事就很少有人向上报告让君主知道了。
现代企业管理中，谴责和赞扬、奖赏和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互相矛盾，员工就会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必须赏则誉之，罚则毁之，对员工有一个明晰的引导作用。
